“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总书记在全国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将“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作为新时期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深化全球合作，是我国积极适应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与贸易新格局构建的新举措。

（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规模

2013—2020 年，我国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金额达到了1398.5 亿美元，年度平均增长百分比为 5.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7%。2020 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186.1 亿美元，占同期额度的 14%，高于上年的 0.3%，而此时全球的对外投资同比缩水35%。2021 年1 月至11 月，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7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7%，占同期该类投资总额的18.1%，同比2020 年上升1.3 个百分点。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项目合作方面，新签订的合同数量为4 518 份，合同所涉金额为1 026.1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0.9%；营业额度高达 766.5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8%。截至2021 年 12 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方面，我国已经和 145 个国家及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多份合作文件，并与22 个国家构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多表现为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导、主体多元， 国企为主、民企为辅，大小企业协同互补。在资金投入、市场开发、项目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国企及央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国企和央企主要聚焦于基建和能源等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国企及央企的数量占比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国企和央企的数量占比分别从 2005 年的 100%和 93.8%下降为 2018 年的 56.3%和 50.5%，反映了投资主体所有制构成 更加多样化。另外，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占比在投资主体中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企业 的占比从 2005 年的 5.3%增长至 2020 年的 17.3%，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占比从 2015 年的20%增长至 2020 年的 40%。

（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方式 

1. 绿地投资 

绿地投资是跨国企业通过跨国产能布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形式。绿地投资亦 可被称为新建投资，是跨国企业通过嵌入产业链的方式在东道国或地区进行投资，充分开发海外的人力资源、技术及研发资源，学习和借鉴当地的市场和管理经验，并在海外设厂或者研发中心的一种投资方式。结合企业本身的需求和技术条件，增加其研发投入，有助于自行研发出新产品和新项目。2005—2016 年，我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资金规模高速增长，从84 亿美元增长至1 103 亿美元，这说明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主要利用高端人才建设高端生产服务业、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建立加工贸易基地。

2. 股权并购 

股权并购也是一种国际产能合作的投资方式，是指跨国公司从目标企业原股东处购买目标企业出资权利的一种投资方式。2020 年我国企业结构持续性优化，并购数量同比增加近一成。我国企业并购涉及 16 个大类行业，包括制造业、邮政业、交通运输业、供应业和仓储业。从并购金额角度来讲，电力、热力、燃力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以97.5 亿美元稳居第一，制造业以69.7 亿美元排第二，交通运输业以33.1 亿美元排第三。从并购数量来讲，排列顺序第一位的是制造业，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178%和 172%，提升幅度较大。2021 年我国企业前三季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63.4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9%。资金的65%流入了金融服务、消费品、媒体和通信（TMT）三大行业。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在 2021 年的季度性行业排名中排列第四，增长近两倍 的并购交易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3. 合资运营 

合资运营是使合作国之间能够达到技术与效益共赢的一种投资方式，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作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搭建技术、信息、经贸、人文等交流合作平台，从而促进多边的发展与交流。我国与东盟十国所建立的“中国—东盟信息港”经过5 年的建设，已经完成国际通信海缆、陆地通信光缆等重要通信节点的建设，初步建成海陆空全方位的通信基础设施。通过合资运营，可有效减少通关环节的设置，扩大跨境结算服务规模，经贸服务可达到更数字化、便利化和高效化的效果。目前，我国南宁通过合资运营的方式举办了信息港推介活动，与新加坡、印度、泰国等签约了总投资超过500 亿元的130 多个项目，并与老挝、缅甸合作开发了“爱东盟APP”，共同推动建设智慧化数字城市。

4. 工程承包 

工程承包是一项综合性的国际产能合作形式。2013—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新签的工程承包合同额由715.7 亿美元增加为1 414.6 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了10.2%。营业额由654 亿美元增加为 911.2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4.9%。同期，国家工程承包类合同额度占我国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总额比重整体呈现稳步增长，占比保持比例在40%以上。2017 年以后保持比例均超过了50%。我国在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规模受2020 年疫情影响，总体规模虽下降但占比稳步提升。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和营业额占比分别为55.4%和 58.4%。完成营业额占比与2019 年相比增加了1.7%，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基建合作。

（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存在的风险

 1. 政治风险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博弈不断出现，美国不仅在本国采取孤立我国的举措，同时也拉拢其他国家加入，试图以此阻碍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进程。这一形势在情后变得更加严峻，美国促使外资撤离中国，同时又对来自我国的投资进行严防死守。欧盟和印度开始加大对我国投资的审查后，澳大利亚在 2020 年6 月开始对外商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尤其是面向能源、港口、电信、水利、数据等方面。审查门槛由原来的11 亿美元变更为1.92 亿美元，这一举动主要是针对向澳注资的我国企业。此外，美国还在干扰和破坏我国现有的合作网络，试图通过国际标准和规则来限制我国的合作进程，提高我国的国际产能投资门槛。 

2. 经济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南亚国家大部分都存在经济增 长疲软、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基建不足等问题，而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外资依赖过高、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每当美联储释放“量化宽松”信号时，都会引发沿线国家的汇市和股市波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汇率层面。1990—1993 年，俄罗斯或东欧经营的营利性企业在当地银行存有大额本国货币，但随着卢布从 1 美元兑换 1 卢布贬值到 1 美元兑换1000 多卢布，原本盈利的企业开始变得严重亏损甚至血本无归。1997 年，我国在韩国和泰国投资的企业也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汇率变化产生严重亏损。2008年，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给中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2014 年，因俄罗斯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在俄罗斯投资的我国企业受到影响，少数企业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表现还因此受到波及。

3. 社会风险 

国际产能合作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较高，需要产业链的每一环节稳步运行，时刻不能“掉链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较于成熟经济体而言，存在政局和政权相对不稳的政治风险，以及由社会问题引发的劳工生产中断风险等；同时还存在其他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风险，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 恶化以及疫情的影响，这些原本在好形势时得到缓解的风险重新开始积累，沿线国家债务扩张、资金短缺等经济风险不断提升，产能合约履行、结汇限制、利率变动、政策多变等风险不断升级。2020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调查显示，国际产能合作多重风 险叠加，54%的企业均认为项目履约风险增加，项目实施困难。 

4. 环境风险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已有很多国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作为代价。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地推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国家还通过调节税收和市场机制来保护森林等生态系统。部分国家非政府组织（NGO）及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觉醒。在缅甸、中非、刚果、智利、墨西哥等国家，我国企业都遭遇过环境引发的风险，比较典型的是缅甸的“密松大坝”事件。卫生疾病风险在一些卫生条件和饮水条件不好的国家时有发生，因为饮用水不清洁，导致员工出现群体性腹泻，严重的甚至住院治疗。这种严重的后果，促使各国强制性要求企业做好关于环境的尽职调查，纷纷重视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四）防范建议

1. 防范大国政治风险，降低争端概率 

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切不可忽视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生态有充分的了解，切实防范政治风险。要对东道国国内的政党之争、央地关系等进行充分分析，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在风险发生时综合利用法律维权、外交施压、舆论呼吁等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及时有效回应国际舆论，既要进行正面宣传，又要反击质疑和挑衅，尤其是在同他国企业进行竞争时，面对因对方恶意渲染而在东道国造成的不信任感和担忧，我们应做好正面宣传、弥补舆论缺失。尽管对外投资建设是与东道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官员打交道，但不可忽视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往来。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当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要深入民间社会、掌握民间舆论走向、及时解答民众疑问，用实际行动击碎不实传言，从而维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利益。 

2. 提升金融便利化，提升合作效率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势头日渐增长，但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所有的国际项目合作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和资本互通。推动金融化市场改革，完善企业海外投资金融体系，是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措施。首先，要协助企业在东道国开展金融、贸易等信息方面的调研与项目投资，同时帮助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提高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其次，商业性金融机构可跟随客户，将业务开拓到海外，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最后，开发性金融继续实施保本微利与可持续发展，支持投资回收期长、资金需求大且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项目。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跟随实体企业的脚步，进军海外市场，制定海外发展战略。围绕跨国投资企业的金融需求，根据自身优势打造优良的跨境服务和信息提供平台，与东道国相关利益机构联合打造服务与信息的共享平台，规避相关金融风险。 

3. 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可持续发展 

我国政府一直在呼吁和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要在东道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对外投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许多不足，被外界诟病，主要是因为一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基本情况缺乏相关了解，未仔细研究其应履行的社会性责任。大中型国企由于经验丰富，且具有相应的专业的团队，其履行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而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多重因素影响，比如缺乏对社会责任的理念解析，决策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导致其履行社会责任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另外，中小企业领导层大多数缺乏社会责任感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认知，对其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宣传不足。

4. 做好危机公关，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我国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必然会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支援，也因此被诸多外国媒体和外国政府贴上“中国威胁论”的标签。海外众多民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易受西方媒体的诱导，将我国海外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规范性行为“恶视”为政府行为，导致一些东道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抵制我国企业对其地区企业的产能合作和投资行为。其次，针对西方媒体和政府的恶意宣传和诋毁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以及对外投资政策的行为，我国媒体和外交应该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的宣传责任，加大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宣传力度。另外，沿线国家宗教纷争不断，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势力肆意横行，加上西方恶意抹黑我国形象，不仅破坏企业投资所需要的和平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中资企业及人员的安全，导致我国与海外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受威胁，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国家应及时做好危机公关以应对突发事件及状况，将突发事件对于海外产业园以及合作产业的威胁降到最低，以保证投资者及其员工的人身安全及资金安全等。针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应及时公布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清单、投资行业，与沿线国家政府加强政策性协作，帮助东道国提升其营商环境，加强东道国政策透明度，建立信息保障制度，提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对外投资信心，为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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