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模式如何选择——产品出口 or 对外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外贸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国内经济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出口高增对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企业出海形式逐步多元化，从最初的产品出海到国外投资建厂等，彰显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进展以及企业出海的突破式发展。我们采用 WTO 公布的商品进出口数据，回顾过去 20 年中国商品出口的变化，这可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看，（1）2000-2010 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由 2492.03 亿美元上升至 1.58 万亿，年均复合增速 18.3%，占据全球商品进口份额的比例由 3.7%上升至 10.2%。倘若除去 2009 年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出口大幅下滑之外，这个阶段国内商品出口增 速中枢维持在 25%-27%左右。

（2）2011-2019 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由 1.58 万亿增长至 2.5 万亿，年均复合增速 5.2%。尽管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张，但在后金融时代贸易保护主 义开始抬头，我国商品出口增速中枢持续下移，尤其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 2019 年中国商品出口增速仅为 0.5%。

（3）2020-2022 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由 2.5 万亿 增长至 3.6 万亿，年均复合增速 13%，得益于经济复苏及全球供应链割裂背景下我国工业体系的完善。期间，尽管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产品出口仍为我国企业出海的主要模式。

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模式如何选择——产品出口 or 对外投资？基于我们对日本企业出海的研究，其出海的变迁主要由“贸易立国”转向“对外投资”。彼时日本外部面临来自于美 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内部面临经济陷入长期低增长、低通胀以及人口老龄化时代背景下的内需低迷，企业需要寻求出海机遇以获得第二增长曲线。参考日本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在保持本身既有出口份额的同时，亦可扩大对外投资规模，通过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的模式建立“本土化”供应链，抓住海外市场发展的机遇。主要基于： 

（1）在人口红利退潮背景下，企业或主动寻求出海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国内人口跨过刘易斯拐点、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国内人口优势有所缩小，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产业链成本优势减弱。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其所面临的成本优势丧失问题或更为严重，这就迫使企业可能主动寻求出海，优化生产资源配置。事实上，2022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约 13.72%，达到国际通用标准产下的轻度老龄化 （7%-14%）；同时，我国 15-64 岁人口占比自 2010 年之后便拐头回落，人口增长率中枢亦持续下移，2014 年以后持续为负增长。 

（2）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期，打开出海市场将利于稳定甚至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自 2010 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呈现下平台的特征，过去由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逐渐难以提供足够的增长动能，传统经济动能或逐渐式微，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对于企业而言，向海外输出产能有助于开拓新的市场份额，在国内经济面临放缓的过程中有望为企业带来的新的收入增量。在帮助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之外，亦能通过向外输出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开拓海外市场，参考日本经验来看，其结果或将表现为企业的盈利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3）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出海为实现多边贸易拓展出新的路径。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去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空心化”问题逐步显 现。例如，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亦从1960年的9.6%下滑至2022年的2.6%，远低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2022 年为 16%）。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规模及 占比均出现趋势性下滑。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意识到“产业空 心化”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开始博弈。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了《重振 美国制造业框架》，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启动的《先进制造业美 国领导力战略》（2018）、拜登政府出台的《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均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实现本国“再工业化”。海外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限制升级、贸易壁垒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依靠投资出海或成为规避贸易壁垒的新选择。